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是安全、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多目标协同，不仅要求区域共建的协同，而且强调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生活品质的协同。新形势下，以绿色、智能为特征的“新基建”有望为长三角的“绿色+智能”转型提供动力和保障。
在《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的贯彻落实中，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正在努力打造成为改革开放新高地、生态价值新高地、创新经济新高地、人居品质新高地。“新基建”可以为“四个新高地”建设注入新的动力。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不是仅仅追求单一的“绿色”，一大重点是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优势。目前，长三角区域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负荷呈现一定程度的“脱钩”趋势，人口、资本和技术要素初步形成良性循环，这都有利于长三角联动推进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
2018年，长三角数字经济规模达到8.63万亿元，占地区GDP比重的41%、全国数字经济比重的28%。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应当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以“新基建”和城市智能化为抓手，促进信息互通、人员互动，以绿色消费、智能消费促进“绿色科技化”与“科技绿色化”，全面增强新经济发展动能。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的要义是打破行政分割、市场壁垒和碎片化发展等瓶颈，以推动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统一融合，推动产业链升级，实现联动发展。
以跨区域环境治理为例，长效的管理机制以及统一的污染防治标准体系、监测体系、罚奖监管体系并非“一日之功”，而需要建立在长期协商共治的基础上。
在“新基建”的发展过程中，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和数据共享可以为打破跨区域行政壁垒提供技术保障，为形成区域绿色发展达成共识提供信息通达的平台。
特别是，跨区域环境污染治理的行动一体化需要数据基础设施的协同发展、共享发展，还需要环境立法和执法制度的协调完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为跨区域环境污染治理行动“保鲜”和“护航”。
近年来，信息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流域水质监测、固废垃圾处理、污染排放的在线监控、交通诱导系统等领域。但是，受制于大数据的算法限制等不足，相关智能化场景应用对潜在风险的推演和预警仍存在软肋。
加强基础设施的安全建设，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点内容，也是“新基建”的发力方向。例如，美国“新智慧城市”项目计划投资1.6亿美元用于应对城市安全的关键挑战，包括缓解交通拥堵等；印度将98个智慧城市试点建设重点放在电力、环保和交通等方面，以促进城市安全的提升。
就长三角的区域水体、大气、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治理联动而言，有必要从事后的污染控制向产品和服务的全生命周期控制延伸。其中，数据的及时采集、信息的快速融通，能够进一步提升绿色治理的精准性，从源头切断环境污染的发生。
“新基建”发展要进一步发挥市场导向作用，催生多样化发展态势。同时，区域数字基础设施需要统一的发展规划，既注重打破市场分割、整合创新资源，释放发展新动力，又要促进资源要素在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城市与乡村之间双向流动，推动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发展的包容性。
要促进跨区域公共事务的协同治理，实现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提升发展的可持续性。例如，切实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治，强化生态红线区域保护和修复，加快长江生态廊道、淮河—洪泽湖生态廊道建设，加强环巢湖地区、崇明岛生态建设，建设沿海、长江、淮河、京杭大运河、太湖等江河湖岸防护林体系，强化长江、淮河、太湖、新安江、巢湖等森林资源保护。
基于“技术+制度”的复合型建设，吸引多元主体的参与和投入，促进“新基建”释放更多红利，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其中的一个重要抓手就是协同建设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共同打造数字长三角。例如，大力发展基于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专业化服务，加强长三角数字流域和智能水网建设，提升各领域融合发展、信息化协同和精细化管理水平。
美国纽约在《纽约规划2050》中，整合人口、气候、自然资源、城市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的数据，分析各种基础设施在不同气候风险作用下的承载能力变化，继而开发出洪水、飓风等风险预测地图等，以进一步完善响应机制。这对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长三角的“新基建”进程需要建立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鼓励区域内各城市发挥优势资源，通过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开展风险联防联控，共同抵御灾害，实现城市弹性恢复。
例如，加强排放标准、产品标准、环保规范和执法规范对接，联合发布统一的区域环境治理政策法规及标准规范；建立重点区域环境风险应急统一管理平台，提高突发事件处理能力；进一步发挥区域空气质量监测超级站作用，建设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信息平台，推进生态环境数据共享和联合监测。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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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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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各个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
人的现代化是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社会关系和谐发展，人的素质全面充分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