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日益加快， “垃圾围城”的困境是不得不面临的一种现实。面对年产上亿吨的垃圾，我们该如何处置？对这一课题，无论是学者还是公众都有诸多争论。
中国环保产业协会副会长、福建丰泉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泽峰在提出，2015和2020年中国城市垃圾年产量将达1.79亿吨和2.1亿吨。在中国人多地少、能源紧缺，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现实情况下，垃圾焚烧发电，是符合国情最明智的选择。
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日益加快， “垃圾围城”的困境是不得不面临的一种现实。面对年产上亿吨的垃圾，我们该如何处置？对这一课题，无论是学者还是公众都有诸多争论。
从现有技术来看，对生活垃圾的处理主要有卫生填埋、生物堆肥和焚烧发电三种方式。而公众对于垃圾焚烧的意见最大。这一点从广东番禹垃圾焚烧项目事件中就可窥见一斑。近年来，全国各地纷纷上马垃圾焚烧项目，投资数额、投资规模都是空前的，而民意焦虑却是在逐年增长，以至于在广东番禹达到顶峰。除了公共决策需要公众参与之外，番禺事件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垃圾到底烧还是不烧？
专家们只说，垃圾应该焚烧，必须焚烧，却没有给予公众足够的理由，譬如垃圾焚烧造成的空气污染问题，公众需要一个真相。从现有资料来看，垃圾焚烧的“历史”并非清白。美国从1995年开始停止了垃圾发电项目的建设，并把建成的厂逐步关掉；2007年，欧盟立法者一致否决了欧盟委员会企图将垃圾焚烧划分为能源再生产业的决定，欧盟立法者规定，到2020年，欧盟国家50%的生活垃圾和70%的建筑垃圾都应该得到回收再利用，而不是填埋和焚烧；1992年，加拿大安大略省通过了焚烧炉使用的禁令；日本到 2000年7月已有4600座垃圾焚烧设施被停止使用。”
而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垃圾焚烧项目在各地兴建，是真正考虑到了民众感受，还是有其他因素推动？有一个事实无法忽略，“未来几年，中国垃圾处理带来的利润或将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巨大商机使得全球废品和垃圾处理公司纷纷来华抢垃圾。”外资大举入侵国内垃圾处理业，地方政府当然是很欣喜地照单全收。对于地方政府和国外资本来说，这是一种双赢，然而项目上马背后的技术论证、民意调查都跟上了吗？在发达国家遭到诟病的垃圾发电产业大规模向中国转移，是又一个落后产能在中国淘金的例证。裹挟着利益而来的国外垃圾发电公司，往往是置公众利益于不顾。
而事实证明，垃圾焚烧也并非是唯一选择。即使是西欧的垃圾焚烧发电，也是建立在垃圾高度分类和回收处理的基础之上的。高度的分类和回收处理将不宜焚烧处理的垃圾已事先剔除，焚烧可能产生的毒副作用因此也大大降低。而这个前提，在当下中国，恐怕无法具备。没有做到高度的垃圾分拣，就大干快上焚烧发电，效果恰恰适得其反，不但不环保，反而埋下更多环境污染隐患。
建立垃圾焚烧电厂在短期内可获得巨大经济利益，而兴建垃圾分拣中心、向市民普及垃圾分回收基本知识等举措不但见效时间慢长，也没有诱人的产业利益驱动。二者相比较，“孰优孰劣”即见分晓。但是垃圾处理关系到人类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一蹴而就的焚烧发电显然太过草率和仓促。
对于垃圾焚烧，公众需要的是明确清晰的答案。任何项目决策都有利弊两方面，我们无意妖魔化垃圾焚烧发电，但还原事情背后的真实是必要的。无论是垃圾焚烧还是填埋，真正的垃圾无害化处理才是人们所期望的。雷竞技app官方版下载雷竞技app官方版下载雷竞技app官方版下载
